两弹一星元勋是指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，他们分别是：于敏、王大珩、王希季、王淦昌、邓稼先、任新民、孙家栋、朱光亚、吴自良、杨嘉墀、陈芳允、陈能宽、周光召、姚桐斌、赵九章、郭永怀、钱骥、钱三强、钱学森、屠守锷、黄纬禄、彭桓武、程开甲等。
两弹一星的元勋资料
于敏（1926.08.16—）核物理学家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,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关键问题。2015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。
王希季（1921—）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，生于昆明。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。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，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。
孙家栋（1929—）辽宁复县人，长期领导中国人造卫星事业，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。上世纪60年代，孙家栋受命为卫星计划技术总负责人，2017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。
周光召（1929.05.15—）湖南长沙人，理论物理、粒子物理学家。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，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。
王大珩（1915.02.26—2011.7.21）光学专家，生于江苏吴县。中国光学界的主要学术奠基人、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。开拓和推动了中国国防光学工程事业。
王淦昌（1907.05.28—1998.12.10）生于江苏常熟，核物理学家，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。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。
邓稼先（1924.06.25—1986.07.29）安徽怀宁人，理论物理学家，核物理学家。在原子弹、氢弹研究中，领导了爆轰物理、流体力学、状态方程、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。
任新民（1915.12.05—2017.02.12）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，安徽宁国人，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开创人之一，曾任卫星工程总设计师。
朱光亚（1924.12.25—2011.02.26）核物理学家，湖北武汉人。1957年后从事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。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，朱光亚出任工程院首任院长。
吴自良（1917.12.25—2008.05.24）材料学家，生于浙江浦江县。1948年获美国卡内基理工大学理学博士学位。在分离铀235同位素方面作出突出贡献。
杨嘉墀（1919.07—2006.06.11)江苏省吴江县人，中国航天科技专家和自动控制专家、自动检测学的奠基者。领导和参加了卫星总体及自动控制系统研制。
陈芳允（1916.04.03—2000.04.29）无线电电子学家，浙江黄岩人。1964年至1965年，提出方案并参与研制出原子弹爆炸测试仪器，并为人造卫星上天作出了贡献。
陈能宽（1923—2016.05.27）材料科学与工程专家，生于湖南慈利县。1960年以后从事原子弹、氢弹及核武器的发展研制。
姚桐斌（1922.09.03—1968.06.08）江苏省无锡人，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，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、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、领导者。
赵九章（1907.10.15—1968.10.26）生于河南开封，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。是中国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的开拓者，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、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。
郭永怀（1909.04.04—1968.12.05）空气动力学家，生于山东省荣成县。他是中国大陆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，在力学、应用数学和航空事业方面有卓越贡献。
钱三强（1913.10.16—1992.06.28）原子核物理学家，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之一，浙江湖州人，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。
钱学森（1911.12.11—2009.10.31）浙江杭州人，汉族，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博士学位，中将军衔，被誉为“中国导弹之父”，“中国火箭之父”，“导弹之王”，2007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。
钱骥（1917.12.27—1983.08.28）江苏金坛人。地球物理与空间物理学家、气象学家、航天专家。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。
屠守锷（1917.12.05—2012.12.15）浙江湖州人，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。曾任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，远程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。
黄纬禄（1916.12.18—2011.11.23）安徽省芜湖人，自动控制和导弹技术专家，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。曾任中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的总设计师。
彭桓武（1915.10.06—2007.02.28）理论物理学家，生于吉林长春。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。曾参与并领导了中国的原子弹、氢弹的研制计划。
程开甲（1918.08.03—2018.11.17）江苏吴江人，核武器技术专家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、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，核试验总体技术的设计者。
两弹一星的影响力
1、“两弹一星”奠定了我国国防安全体系的基石。为我国战略核力量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武器装备保障，促进了我国战略威慑体系的形成。使中国的战略能力显著提升，我国国际影响力明显加大，国际地位显著改观。中国重返联合国、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、与美国、苏联等大国关系正常化等一系列重大外交进展得以实现。
2、“两弹一星”对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，也为向科技创新型国家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